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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源:一定发官网
                                                          发稿时间:2020-08-12 17:15:54

                                                          另一方面,科学家也正在从人文的角度,尝试说明数理科学的内容。杨振宁先生在去年发表一篇专论《美与物理学》(《廿一世纪》,1997年4月号),他比较两位物理学家狄拉克(P. Dirac)与海森堡的研究风格,将前者的简洁清晰比作“秋水文章不染尘”,而且借用唐代高适的诗句“性灵出万象,风骨超常伦”中“出”与“性灵”来形容狄拉克直指奥秘的灵感。杨先生的文章甚似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借喻的手法,真是将文学的欣赏引进了科学。杨先生又指出,狄拉克的灵感来自他对于数学美的直觉欣赏,海森堡的灵感则来自他对实验结果与唯象理论的认识。他更指出数学与物理的关系是在茎处重叠的两片叶片。重叠的地方同时是二者之根,二者之源。最后,杨先生将物理学的浓缩性与包罗万象的特色,借用诗人布菜克(W.Bake)的诗句(陈之藩先生译句):

                                                          科学家在最近半个世纪以来,在研究过程中,发展了相当程度的自我反省精神。库恩的研究典范主题(Paradigm)理论,从科学发展史的研究指陈一代又ー代的科学研究经常受当时一些主题的约束。在主题转变时,科学研究的思考方式甚至表达思维的语言,也跟着转变了。同时,主题的转变,又同社会与文化环境有其相应的关系。于是,科学的研究其实不是充分自主的。

                                                          科学研究是否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

                                                          半个世纪前,数理与生命科学都已颇与上一个世纪的情形不同——观察更为细致,理论更为周密。然而,科学家仍继承上个世纪的乐观,对现代科学的未来抱持积极态度,认为绝对真理仍是可以企及的。相对于科学而言,五十年前的世界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中脱身而出。战时的种种,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偏见、歧视与残暴,宛如一场噩梦!而战后的世界,扰攘未已,人人仍未得宁居。人文学科的学者及文学与艺术的创作者,大都对人类世界及人性已不再能有乐观的想法,对于人类的未来更常存怀疑。有不少人,甚至对世界抱持严重的悲观,认为这个世界其实是荒谬的存在,许多过去视为当然的价值,其实也不是绝对的。于是,人文与科学两大知识领域竟不能沟通,而且,两者之间也安于隔离,甚至不寻求沟通。

                                                          科学家之中,也有些人有同样的敏感,警觉于科学研究是否充分地有其纯粹理性的自主权?有人从知识社会学的角度审察科学家的作为及其思想渊源。于是,表面上看来是纯粹独立的科学研究,其实往往不能避免其变化与社会的制约。例如:牛顿的绝对真理及其自然律的观念,是现代科学的主要源头。但是,牛顿这样的宇宙观,却又与其基督教神学的真神及神律有密切的关系。又如:达尔文的进化论,当然是现代生命科学的重要基石,但是,社会进化论者将生物进化论的理论转化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基础;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也一一都经历弱肉强食的残酷竞争。甚至,希特勒曾假借科学理论,进行其灭种灭族的罪行!

                                                          相对地说,人文与社会研究的园地内,人文与科学两个文化之间樊篱必须拆除。我们必须设法懂得科学文化的内情,才能使这个已在主宰我们生活的巨大力量不再为我们制造不可知的灾害。将来的世界,文化既是多元,而文化体系与社会体系中的诸部分又会有更多的互依与纠缠。人类既生活内容丰富,个人却又不免有无可奈何的无力感。每个人都在蒙受科技文明发展的影响,人人不能再自外于科技文明,不能不寻求对科技文明的了解。

                                                          到真正不误的考察?最近混沌理论( Chaos Theory)指陈了分形之无限,则无限之中我们又如何能够以有限的管窥推衍无限的意义?在信息科学渐渐发达的工程中,科学家尝试建立人工智能,而迷糊逻辑( Fuzzy Logic)的出现则指陈了人类思维中并不理性的部分。

                                                          半个世纪前,C.P.斯诺《两种文化》( The Two Cultures)一书,指出人文学科与科学之间本来有相当不同的本质,而且彼此逐渐疏远,已有无法沟通之势。五十年后,我们回头重新审视,却发现两者之间的差异毕竟不是如此深刻。

                                                          我们注意科学各部门间的对话,也在尝试使不同学科中已经发展的一些观念彼此对比,找出跨越学科的若干观念。我们的目的,只在提示同学们,学科的界限其实是暂设的,寻求知识的过程不过在设法了解自己及观察四周的世界;许多学术的术语,也不过是我们为了方便观察而设计的视角而已。8月12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有日本记者提问,以往外交部例行记者会都会在每年夏天休会一段时间,请问今年会休息吗?

                                                          这一严峻的怀疑,伴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逐渐出现的文化系统论而同步展开。由欧洲历史发展的“现代世界”,植基于其时代以来的“理性"”信念。战后世界各地的接触较前频繁,许多欧美地区以外的文化,例如中国的儒家与道家、印度的印度教及源自印度的佛教,都与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单一真神信仰不同。诸种文化的接触与冲击,使犹太教、碁督教、伊斯兰教系统的宇宙观,不再视为当然。今天“现代化”已不再具有三十年前的说服力,“后现代”的种种观念与理论,其实是对于“现代”两字所代表意义的批判与反诘。这一浪潮的冲击力量十分巨大,不仅在文学与艺术的创作方面有其影响,人文与社会学科的研究也因此对过去的理论与研究方法作深切的反思。相对主义已经大张旗鼓,将五十年前其时的理性主义压得不能翻身。